人的一生有两件大事，即做事和做人。做事，是工作，要认认真真，水平越做越高；做人，要老老实实，品格日益提高。哲学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，可以是既教人做事，又教人做人的哲学。做事，离不开世界观、认识论和方法论。而做人，则离不开人生观。它们当然不能截然分开，而是相互影响，但还是各有所侧重。我特别强调做人的问题。

学哲学，首先要学做人。维特根斯坦说过，“让我们做人”。这句话意义深远，就是人应该懂得如何做人。孔子说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为己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，为人就是为了别的目的。所以古人称学习为“成人”教育，就是培养人成为人的教育。做人问题重要，因为人可以成为不同的人，可以成为好人，也可以成为坏人，可以成为崇高的人，也可以成为卑劣的人，可以成为有志气的人，也可以成为平庸的人。

人是要学会做人，读书是“成人”教育，使人成为人的教育。这是人的特点。狗不用学做狗，因为不用学它就是狗，即使是经过训练的狗，成为宠物仍然是狗，只不过是高贵点的宠物狗而已。杂技团会表演数数、钻圈的狗仍然是狗。所有动物都是如此，这是动物的本性。人不同。我们经常批评一个干坏事的人，说他不是人，或称为衣冠禽兽。要学会做人，即具有人所应该具有的社会道德品质。

做人，就是要超越人的动物性本能，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，尤其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即有理想、有信仰、有道德、自重、自尊、自爱、知荣知耻的人。不知羞耻，就不算人。做人要知耻。孟子说：“无羞耻之心，非人也。”陆九渊也说：“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，人而无耻，果何为人哉？”所以做人是个哲学问题，是个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问题。说一个人不像人，实际上是说，他的行为、思想完全违背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，不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。

我一直不赞同单纯的能力本位主义、能人主义之类的观点。能人很重要，但能人兼坏人比没有能力的人危害大得多。真正能想点子做坏事的人决不会是弱智，都是些有本事的人。庄子说过“大盗不操矛”。凡是动刀动枪的都是小家伙，真正盗窃国库连小手指都不动就能弄上亿的人，不少都是有文凭有才能的人。你可以看看现在出大问题的人，大多是有文凭的人，是所谓能人。有能而无德，危害最大。我们提倡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、又红又专。

有人一听又红又专就不舒服，我说，你不要不舒服，事实就是这样，不过红的内涵不同而已。秦桧文章好，书法好，是状元；汪精卫既有文才又一表人才，结果如何？至于陶希圣、周佛海，都非等闲之辈。历史上这种人太多太多，有才而无德，结果遗臭万年。

学会做人，主要说的是大节，说的是处理个人与社会、与民族、与国家的关系。孔子的门人子夏也说，“大节不逾闲，小节出入可也”。做人首要的是注意大节。当然，在处理人际关系中，小节往往也不应过分马虎，多关心和照顾你旁边的人。就算个人与个人关系来说，1加1等于2，1减1等于0。都是1与1的关系，可是加法和减法的得数，完全不同。这个加或减就是处理两者的关系。我的孙女读大学时，我对她说，你首先要处理好与你宿舍六个人的关系，要做加法，都是好朋友，不要做减法，彼此弄得矛盾对立。如果六个人全是加法，你将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小环境里，别人愉快，自己也心情愉快；如果减法，全宿舍的同学都不理你，那你的宿舍生存环境极端恶劣。一个人不能处理好与宿舍六个人的关系，能处理好全班关系吗？不能处理同学关系，进入社会能处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吗？学会做人就是学会处理人际关系。因为人是社会存在物，离不开社会，正如鱼离不开水一样。水好鱼就好，水不好鱼也不会好。水不好罪过在人，而不在鱼；而人际关系不好，很大原因往往在于自己，是自己制造的。

我为什么总教导学生学会夹着尾巴做人？不是要人没有出息，也不是反对个人争当英雄。英雄人物永远是值得敬仰的。个人英雄主义则不同，他不是当真正的英雄，而要当个人英雄，认为世界离开我就不转了，哪有这回事。世界离开任何一个英雄人物，照样前进。看看历史，数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就知道。有些人只看到历史舞台前台的领袖型人物，当权人物，而看不起群众。人民群众不是名人，在历史上是无名氏，只是一些张三李四王五之类不起眼的角色。可是世界上任何伟大事业，没有一件是由伟大人物一个人完成的。没有人民群众他就是孤家寡人，一事无成。没有士兵，就没有元帅。懂得这个道理，就能懂得如何做人。何况你还不是英雄，而且未必就能成为英雄。生活证明，凡是搞英雄主义的人，总想高人一头，到哪里都搞不好关系，不信你试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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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当然有自由意志。人的行动由意志指导而变化，表明人的意志是自由的。意志自由是相对的，它的自由表现在人的行动中。但为什么有这种意志而不是那种意志，为什么这群人的意志是这样，而另一群人是另一种意志，肯定在意志自由背后，有它的可以分析的原因，有它决定各自不同意志的条件。就此而言，意志自由又不可能是绝对的。

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志自由，但要求分析各种意志产生的原因，这种原因决不是来自主体自身，而是来自所处的外在环境。只要我们承认意志自由是有原因的，就表明意志自由不可能违背因果规律。因此意志自由和历史规律论不是绝对对立的，而是相互作用的。历史唯物主义肯定意志的作用，但意志自由的可能、大小、范围是受限制的。例如，你可以把水放在火上烧，这样就会成为开水；你也可以取下来不烧，这样水永远不会成为开水。放在火上或不放在火上完全由你自由决定，但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，即是开水或仍然是冷水，这可不是由你的意志自由决定的，而是由水与火的客观关系决定的。正如自杀一样，从18层楼往下跳或不跳，这是由你的意志决定的，表现为所谓意志自由，往下跳和不往下跳完全是两种结果——死与生，这两种不同结果不是你的自由意志决定的，而是由高空坠落的力学规律和各种偶然因素决定的。

人的活动是自主的，人的行为是可以选择的。可是人的自主选择是有限度的，人不可能超越客观可能性进行选择。存在主义者萨特片面强调自我设计、自我选择，他认为只要我活着，我就能逃离他人为自己设定的“所是”，而使自己成为自己“所是”的人。似乎人能任意把自己塑造为自己所是的人。这不过是一种幻想，连萨特本人也无法逃离资本主义的制约，成为自己幻想中绝对自由的人。

马克思说过，人总是在他的生活范围里面、在绝对不由他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。人不能在不可能中选择。电影院失火，能逃生的只能是窗户或门，不可能学崂山道士穿墙而出，何况崂山道士也是以头破血流收场。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就是选择的限度。

意志自由涉及人的行为动机问题。人的任何动机都表现为人的观念和意志，人的一切都必须通过人的头脑。人的意志不是绝对自由的，也说明人的动机不是完全主观的，虽然它表现形式是主观的，是主体的动机，但任何动机都是人的动机，而人是现实的人，是处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。任何人具有某种动机不是空穴来风，同样是有原因的。这种原因，就是产生动机的种种条件。各人所处的条件不同，所以动机各异。如此分析人的动机，可以使我们更深刻理解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行为的深层原因，而不致把一切都归于自由。

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当然是由希特勒、墨索里尼和裕仁天皇决定的。但发动战争的原因不能归结为他们的动机，而是当时德国、意大利和日本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推动的，不是单纯出自个人的自由意志。动机论和意志论不足以解释历史，而往往会掩盖历史真相和历史的深层原因。

意志并非绝对自由和动机背后还有动力的观点，是否会为罪犯开脱？不会。我们不是宿命论者，不是机械论者。战争是有原因的，但发不发动战争，能不能寻求别的解决方式，以及在战争中如何对待被侵略国的人民，如何对待俘虏，这完全决定于战争发动者。原因是客观条件，以什么态度对待和解决决定于人自己。罪犯决不会因为有原因逃脱惩罚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就是如此。

陈先达（1930.12.30—）男，江西鄱阳人，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、教育家，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岗位教授，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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